上世纪70年代末，贺兰山岩画在宁夏陆续被大规模发现。40多年来，对贺兰山岩画的探索从未停步，研究不断深入，保护和开发利用逐步加强。如今，这里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非正式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成为中国岩画研究基地、国际岩画研究交流中心;成为4A级国家文化旅游风景区、宁夏对外宣传的靓丽名片。
这里是世界岩画遗存最密集的地方
雄浑巍巍的贺兰山从内蒙古自治区延伸而来，逶迤南去。在宁夏境内，从贺兰山其北端的落石滩、树林沟起，到其南端腾格里沙漠边缘的中卫北山，绵延约250公里，峻峭崖壁上，峰崖坡谷间，潺潺流水旁，松柏掩映下，万余幅古朴凝重、风格迥异的岩画，构成了一座凝练千古历史、演绎岁月沧桑的岩画长廊。这就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引起轰动、闻名中外的“贺兰山岩画”。
目前，全世界五大洲已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现岩画，总计有约10万处地方，2000多万幅。中国也有164个县(市、旗)发现了岩画，其总的数量尚无准确统计。
最早发现贺兰山岩画并用文字记载下来的人，当属中国北魏时期的地理学家、旅游家郦道元(约472～527年)。
郦道元在其专著《水经注》卷三“河水三”中有这样的记载：“河水又东西迳浑怀障西……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去北城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战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亦谓之画石山也。又北过朔方临戎县西。”
据后世的学者考证，《水经注》中所说的“河”，是指宁夏境内这段西来北流的黄河;“浑怀障”和“临戎县”，是今天黄河沿岸、贺兰山近旁的原宁夏陶乐县和内蒙古磴口县;那类似战马图画的“画石山”，可能就是贺兰山上刻下的马或其他动物的岩画。这可能是中国和世界上有关岩画的最早的文献记录。
贺兰山岩画大规模地被发现、纪录，始于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陆续大规模发现贺兰山岩画的，是劳动生活于贺兰山及其周边地区的广大农牧民群众。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中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法律意识的增强，农牧民群众已经初步认识到发现贺兰山岩画的文化意义，他们纷纷向村、乡、县和自治区级有关部门写信、上访反映发现岩画的情况，引起区、市政府的高度重视，责令区、市、县级文化、文物部门开展普遍调查。这期间，也有非文化文物部门的岩画研究爱好者，克服困难考察岩画，收集资料研究岩画，奔走呼号宣传岩画，推动了贺兰山岩画探索研究工作的深入并取得可喜的成绩。
上世纪80年代初，根据国家文物局和自治区政府领导的指示，在自治区文化厅、文管会的部署下，从1984年起，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各市、县文管所组织力量，从北向南对贺兰山一带遗存的岩画分区域进行了普查、建档的初步工作。
1987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再一次组织专业队伍，由有关县、市文物普查队配合，沿贺兰山自北向南对岩画进行全面考察，对岩画作现场勘察、编录、拍摄、临摹和制作拓片，初步摸清了贺兰山岩画的底数，揭开了贺兰山岩画的神秘面纱。
从那以后，宁夏文化厅、宁夏岩画研究院(岩画研究中心)、银川市文物局、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和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等单位，又先后多次对贺兰山全段或局部地段的岩画用现代科学手段作了考察、整理、集录等工作，对其遗存和分布情况有了更为翔实的了解。
经过多次考察，证实了宁夏境内岩画的总体分布情况：沿贺兰山自北向南，包括卫宁北山在内，在黑石峁、贺兰口、苦井沟、大麦地等27处都有岩画遗存，总计约有组合图画5000组以上、单体图像2.7万多幅;已被记录的岩画单体图像有19752幅。
贺兰山沿线及周边，是目前中国和世界上发现岩画遗存数量最为密集的地方。
其中的贺兰口，在大约1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密集地分布着岩画2318组、个体图像达5679幅，是世界公认的“岩画主要分布区每平方公里10组(幅)”这一标准的57倍。
宁夏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及国内外专家学者根据管理、保护和考察、研究的需要，在相关文件和论著中，将贺兰山及周边范围，从北向南、跨越数县(市)、绵延250多公里多处分布的岩画，命名为“贺兰山岩画”。
敲凿在岩石上的史前艺术
世界上被发现的岩画，主要有“岩刻”和“崖画”两种形式，前者刻在岩面，后者绘于崖壁。贺兰山岩画绝大多数属于“岩刻”岩画，目前仅在贺兰山北端的白芨沟发现有一处绘于洞穴的彩绘“崖画”。
国内外岩画学者从岩画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入手，对现存岩画作出不同形式的类型划分。国际著名岩画专家、国际岩画委员会前主席昂纳蒂(E·ANATI)把岩画划分为“狩猎者时期岩画”、“牧人时期岩画”和“混合经济时期岩画”;中国著名岩画专家陈兆复把中国已发现的岩画划分为北方、西南、东南沿海等3个系统和狩猎类型岩画、畜牧类型岩画、复杂经济类型岩画、农耕类型岩画、海洋文化类型岩画等5种类型。这些区分的形式，都是为了较为准确地界定岩画表现的内容、制作年代和创作者的民族属性。
宁夏文物考古工作者参考国际和中国学者对岩画的研究成果，结合岩画内容和分布特点，初步把贺兰山岩画归类为“山前草原岩画”、“山地岩画”和“沙漠丘陵岩画”。贺兰山岩画随着山体的走势和构造的不同，其分布状况也有所不同。一是分布在山前洪积扇坡地岩石上，以单体图像和动物图像为主;二是山谷出入处俗称“沟口”的地方，有大片板岩和立壁适合岩画凿刻，岩画内容丰富，特别以人面像和组合图像为多;三是分布在山梁巨石上，以放牧、狩猎图像为多见;四是丘陵、砂砾混杂的沟畔、山脊，以畜养动物、其他动物和放牧图像为多。岩画画幅大小有别，大的可达数十平方米，小的只有几十、十几平方厘米。如大麦地最大的一幅岩画，画面长约10米、高1.2米，画有近百个图形、上百只动物和各种符号，描绘了放牧、狩猎、歌舞等场面，表现出远古先民多彩多姿的生活，场面十分壮观。而画幅为几平方米，或不足1平方米的岩画，则随处可见。
贺兰山岩画与中国北方其他地区已被发现的岩画一样，一般采用敲凿、磨刻、划刻三种方法制作图像，其中又以敲凿法为主要方法。
敲凿法，是作图者用锥尖部经过加工的工具，在石面上直接锤打出凿点，由凿点勾划组成图像轮廓的作图方法。据考察分析，用敲凿法制作的图像，如果作图多步进行，先敲凿或刻划出轮廓线，再继续用敲凿法成图，这样凿点较小而且较密，图像也因此清晰一些。
磨刻法，是用工具在岩石硬度较低的石面上来回磨擦而制成图像的方法。贺兰山地区岩石硬度普遍较高，磨刻法制作成的岩画比用敲凿法制成的少。
划刻法，是作图者用坚硬的工具在岩石石面上刻划出图像轮廓作画。这种方式制作的岩画在整个贺兰山岩画中数量很少。
贺兰山岩画中很少有用单一方法制作的图画。创作者根据需要，往往把三种方法混同使用，这样与用单一方法制作的图像比较起来，线条匀称流畅，图像清晰美观，表现能力较强，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性。
远古生活的艺术再现
贺兰山岩画分布成点成片，数量很多，题材、内容非常丰富。
贺兰山岩画中较大量的是动物图像。根据古生物学家分析统计，共有野牛、野猪、野马、鹿、山羊、马、驴、狗、骆驼、虎、豹、狐、狼、熊等及禽类共35种，其中野生动物数量不少。动物栖息、捕食、嬉戏、交斗各有表现，构图简练，栩栩如生。在回回沟有一幅牛的岩画堪称“巨牛图”，长2.01米、高1.01米，与真牛一般大小，刻于40多米高的岩顶上。三道复线准确地勾划出“牛”的轮廓，在轮廓线内外，非同一次又刻有几只小山羊，大小映衬，使画面显得既神武又活跃。贺兰山岩画中有些动物图像怪异，形名莫辨，想必是业已消失的古代野生动物。
人物岩画数量很多。有不同正面和侧面人像，人和动物组合图像，人的面部图像和人面装饰图像。人物图像多无完整五官，但因其线条洗练且构图准确，给人以形神兼备之感。其中，尤其是贺兰口的人物画像最为集中。在这条长约540米，平均宽度不足50米的山谷两侧，共有708具构图奇特、形象怪异的人面像或类人面像。在世界各地岩画遗存地，贺兰口是人面像岩画最多的地方。这708具人面像形态各异，各具表情，很少雷同。对于这些表现怪异的人面像图像，岩画研究专家普遍认为是史前原始社会时期盛行巫术的产物，表示对神灵和图腾的崇拜和宾服。如有一幅刻画细致的人面画像，研究者和旅游观光者形象地称它为“太阳神”。画面用放射状线条代表太阳的光芒，向外夸张凸起两腮，怒睁一对环眼，十分威严甚至恐怖，使人看到它便会产生强烈的冲击和震撼。
贺兰山岩画里有一部分表现天体的图像，有太阳图、星辰图、云像图和天体组合图，都以太阳为中心，星月相伴，反映出先民对大自然的认知。
一幅幅放牧狩猎的图画，也是一场场艰苦的搏杀，一幕幕激烈的征战，一曲曲久远的牧歌。狩猎图表现了多人猎虎，群犬逐鹿，弯弓劲射，策马奔驰等各种场面，观之仿佛耳边听到了野兽的吼叫、烈马的嘶鸣和猎人的呐喊，场景激烈壮观。苦井沟有一幅猎虎的大幅岩画，整个画面由几组图像构成。画面上方并排有数只岩羊，对面的猎人正弯弓搭箭，岩羊似将应声倒地;左侧上方猎人侧身而立，举弓射杀迎面奔来的几只北山羊;下方，一头狼正紧追一只亡命的盘羊;画面中央，一只老虎张牙舞爪，形象夸张，困兽犹斗，蓄力反扑，三个猎人弯弓持弩相搏，几只箭镞已射中老虎的头部，四周还有几只猎犬围着老虎狺狺狂吠;画面下方，鹿、马、羊、犬东奔西突，而守在远处的猎人正高举着棍棒等着它们呢!
交媾是贺兰山岩画中一个鲜明的主题。表现男根女阴、男女拥媾、动物交配的画面时有所见，还有一些可能是象征生殖、生育、生息的符号图形。交媾图突出显露男女生殖器官，硕大而坚挺的男根，简略但很夸张的女阴，十分抢眼。交媾在热烈地进行，它是远古先民对生殖繁衍的崇拜和憧憬，是对生命延续的向往和讴歌。
贺兰山岩画中舞蹈和祭祀的画面，表现出热烈、欢快、隆重。那一幅幅舞者图形，单人独舞，双人对舞，多人群舞，观者仿佛看到舞者的头饰、衣袖随舞而动，耳边仿佛响起节奏欢快的歌声。
岩画镌刻于旷野，以类似于环境艺术的宏大形象展示于现代观众面前，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给人们以强烈的震撼。贺兰山岩画以写实主义的风格为主，表现方式单纯而朴实，洗练而粗犷，其中许多的动物图像大多从现实生活中可以找到原型。岩画创作者在描绘它们时，能以简略的“笔法”勾划出对象的基本轮廓，而又敏锐地把握其突出特征，如鹿和盘羊的角、马和山羊的腿、野猪的鬃毛、虎豹的斑纹等等，甚至夸张地在群图中突出其体位，在细部中突出其特征，整体稚朴简练，观之灵动鲜活，显示出远古艺术家惊人的观察力和表现力。
岩画中表现出的象征主义风格，则是对描写对象最具特征性的部位作夸大处理，使之产生出抽象的意义，其中以人面像、面具神最为突出。贺兰山岩画诸多人面图像，人物面部往往没有细致刻画，有的躯干也予以忽略，而其面部大多综合太阳的图形，突出表现其双眼和太阳的光芒，给人以庄严、肃穆、神秘的感觉。这些形式荒诞的图像，象征着远古先民原始的自然观、宇宙观，多是宗教意识和巫术行为的反映。
贺兰山岩画的装饰性风格比较集中地反映在许多的符号图形中，表现出有对比、对称、连续、重叠、交叉等等变化，它可以说是岩画创作者将自然形象加以升华后创造的新形象，以简略的抽象变形，集中反映出创作者对该物象、对某事物的强烈关注和极度重视。有的图形是将某种动物的某个部位，以高度概括后抽象变形，形成类似几何图形的组合，同新石器时代彩陶器上的“鱼形纹”、“蛙形纹”和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非常接近。
贺兰山岩画主要产生于距今6000年前后的氏族公社时期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证明，3万年前后的旧石器时代，宁夏银川平原就有先民活动生息;商周及春秋战国至秦、汉、唐、宋，包括宁夏在内的北方地区一直是西戎、月氏、匈奴、羌、鲜卑、突厥、吐蕃等众多少数民族放马游牧、狩猎逐鹿的沃土;公元11至13世纪，党项贵族建立的西夏王朝，曾统治这里长达近200年。贺兰山岩画，就是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诞生的文化瑰宝。
但是，要准确判定出岩画制作的年代和它的作者所属的民族，目前还是相当困难的。自上世纪80年代起，岩画断代就成为世界岩画学者致力研究的课题，认为确定岩画制作年代，是研究岩画内容、岩画风格、创制民族、社会功能等问题的基础，相应提出了文物考古综合断代方法，和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对岩画刻痕、裂隙、颜料以及覆盖沉积物等年代测定的冰川擦痕测定法、阳离子比率法、14C测定法、AMS-14C断代法、草酸盐断代法、微腐蚀断代法等，主要是通过不断发明的科技新手段对碳14元素半衰期特性测年法的运用和发展。从其运用的实践看，自然科学的断代方法，对于“崖画”(绘制岩画)，从对其绘制颜料中的矿物质成分进行物理和化学分析判定岩画制作年代是可行的，并已有成功的先例;但对于镌刻于岩石上的岩画要准确地“直接断代”，仍然是相当困难的。这是因为刻制岩画不同于其他出土文物和地上文化遗存，它数千乃至上万年裸露于自然，日晒、风吹，冰雪侵蚀，地质变化，致使岩画图像漫漶，用常规的物理学、化学、地质学检测方法难以测出它准确的生成时间;岩画被发现时，在其周围也很难发现与其同时期的其他文物遗存可用以资证和参考，从而判断出岩画产生的年代、环境。
但人们毕竟要问：贺兰山岩画究竟产生在什么年代?它制作产生的迄止时间应该如何划定?
对于这个学术界尚无法准确定论的问题，中国著名岩画专家盖山林先生在其重要论著《阴山岩画》中，曾提出过综合考察分析判断的意见。盖山林先生认为，对于岩画断代，应该多学科综合比较、多方面综合分析，综合考察10个方面的依据：一、根据文献记载;二、岩画保存情况;三、刻痕和石垢的颜色;四、岩画的制作方法;五、岩画的风格;六、岩画的题材;七、岩画的叠压打破现象;八、同多种学科进行比较;九、利用画面的题刻;十、对画面上动植物属、种的鉴定。盖山林先生提出的综合判断的10条依据，是我国岩画专家多年来实践经验的总结，具有很强的启示作用。
这些年来，文博考古专家充分利用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地质学、生物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科研成果，对贺兰山岩画进行综合考察，基本的结论是：贺兰山岩画的制作年代，少量属旧石器时代，大部分属中、新石器时代，延续到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也有的出自秦、汉，近至宋、元、西夏;主要产生在距今6000年前后的氏族公社时期。
在金属工具被发明使用的数千年前后期间，贺兰山一带的先民，使用我们尚未准确获知其性状的“尖锐器具”，运用敲凿、磨刻、划刻等原始方法，在这地质自然硬度普遍在5度以上的贺兰山崖壁，旷日持久、年复一年地刻制出这条有2万多幅不同形态的岩画长廊，创作了这项伟大浩瀚、举世闻名的“文化工程”!
切实加强保护和综合发利用
贺兰山岩画是逾数千乃至上万年远古文化遗存，是中华文明的奇迹、世界文明的瑰宝。特别是贺兰山岩画以它藏量相对集中、题材内容丰富、刻制时间跨度长、距离中心城市近等特点蜚声中外，引起国家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40多年间对它的研究、保护、利用、弘扬等给予了多方面的关心和支持。
1990年9月，由宁夏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宁夏文化厅等单位共同组办的贺兰山岩画拓片图片展览在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举办，新华社、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等媒体加以宣传，宁夏贺兰山岩画首次在国内外引起轰动。
1995年8月，国际岩画委员会主席E·ANATI先生通过意大利外交部致函中国外交部，提出由意大利方面出资，在宁夏贺兰口举办“世界岩画保护、修复培训班”的建议，以期加强岩画研究的国际合作(遗憾的是这个“建议”因故未能如期对接)。
1997年，国家文物局批准岩画比较集中的贺兰口等12处岩画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使贺兰山岩画的管理、保护获得国家法律的认可;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将贺兰山岩画列入“非正式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6年1月，又被国家建设部列为首批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名单。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和岩画所在地政府及相关行政部门先后投资数千万元，加强了对贺兰山岩画的保护、管理、研究和宣传工作，并制定颁布了银川市、中卫市岩画保护条例等相关法规。银川市政府于1999年划定贺兰山风景名胜管理区范围，成立贺兰山岩画管理处，初步形成了以贺兰口为中心的包括岩画、古人类文化遗址、山区古村落群及自然生态风貌在内的“贺兰口岩画风景旅游区”。2008年，又建成“银川世界岩画馆”，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岩画专题博物馆。从2010年起，区、市两级文化部门，先后在台湾、意大利、土耳其、澳门等地和数十次在国内多个城市，举办关于贺兰山岩画的公益性展览，对贺兰山岩画起到了良好的宣传和推介作用。
贺兰山岩画自上世纪80年代初被发现以来，40多年间，宁夏已涌现出包括李祥石、卫忠、贺吉德、周兴华、许成、李彤、束锡红等多名岩画研究学者，不断有研究论文和学术专著问世;现在，以“宁夏岩画研究中心”为基地，联合有关高校、科研院所等共建岩画研究学术组合机构，一大批青年研究人才正在茁壮成长。1991年10月和2000年9月，在宁夏首府银川市，先后召开了两届“宁夏国际岩画研讨会”暨“国际岩画委员会年会”，有十几个国家和国内近40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交流研究成果，会后宁夏岩画研究中心编辑出版了会议论文集。2017年“中国贺兰山国际岩画文化艺术节”在银川市举办，200多名中外岩画专家、学者和文化艺术界人士参加相关论坛，来自中国、意大利、印度、南非、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等国家的岩画和考古专家，就岩画文化艺术研究新课题、新成果、岩画文物保护新科技手段应用，以及“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对岩画保护开发利用的促进作用等内容，进行深入探讨与交流，推动了国内外岩画界深入合作。近两年里，宁夏岩画研究中心进一步用最新技术手段分地域对岩画进行勘察纪录，建立起“贺兰山岩画数据库”;对贺兰山岩画的探讨发展到根据世界范围内岩画专题进行具体对比研究，学术研究水平有了新的提高;该中心的“贺兰山岩画网站”也已建成并投入使用，更方便对岩画有兴趣的人了解最新资讯和相关资料、信息。宁夏岩画研究中心还创办了定期出版的学术性刊物《岩画研究》，为各方面学者关于岩画研究成果的交流与展示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这些卓有成效的活动，使贺兰山岩画进一步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尚待研究的人类信息
在贺兰山岩画中还有许多的符号图形比较常见，以贺兰口和大麦地最多。据统计仅大麦地一处，就有符号图形1500多个。将贺兰口存在的一些符号图形与已发现的陶文、甲骨文、金文，甚至同云南纳西族东巴文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了可与象形文中相对应的数十个符号图形。这些神秘的符号图形——特别是那些由几何线条组成的符号图形，有别于其他岩画的表象作用，很明显地具有象征意义或记事的作用。
历史告诉我们，人类文字的创造和发展，无一例外地经历了拟似文字、实物文字、图画文字、线条文字和表意、拼音文字的阶段。研究贺兰山岩画的一些专家经过深入研究分析提出：贺兰山岩画中的某些符号图形与全国或世界其他地方岩画中的符号图形有相似之处，具有记事或象征的特征;某些符号图形与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线条文字、商周时期甲骨文中的象形文字极为相似，似应理解为远古先民的一种文字发明;岩画本身，特别其中的符号图形是一种“图画文字”，是史前文化的遗存，它像中国西南地区纳西族保存至今的东巴“图画文字”一样，隐藏着远古时代丰富的信息，还需要通过比较研究，解读其“文法”和“句法”，发现其中的规律性而释读符号图形的原意，破解其中包涵的内容。
岩画是什么?它仅仅对是流年往事的石刻纪录、对原始生活的艺术化反映，还是隐藏传递着更深奥的秘密?深入释读岩画那些尚未解开的谜，会不会改写人类“史前文明”的历史?这是需要在世界范围内认真研究和解答的课题。